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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VS过劳死
2005-11-02 返回列表

年仅36岁的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何勇,因“弥散性肝癌晚期”于8月5日逝世。家属与学校同事公认,他的死亡原因是过度劳累。这使得年初因“清华大学两位年轻教师相继去世”的报道引发的人们对于“过劳死”的关注再度升温。

最近频发的“过劳死”

今年5月31日,一向身体无大恙的何勇突然发烧。此后他断断续续服用了一些退烧药物,并去过学校医院就诊,但不见明显好转。6月9日以后,他带领学生参加高考阅卷,此时,他已发烧至38摄氏度,每天回家都显得很疲惫,饭也吃得很少。7月5日,当何勇的肺部CT扫描结果出来时,医生在报告单最后建议他再做肝脏的详细检查。7月5日下午,他被确诊为弥漫性晚期肝癌。

8月5日,何勇走了,从确诊到病逝仅仅30天。“他走得很痛苦,这一个月他的身体不断受着折磨”,多次看望过他的同事们惋惜地说。

其实,就在今年,人们已经一再通过媒体得知类似何勇死亡的噩耗。

萧亮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学者,终年32岁。1月5日凌晨,萧亮中在睡梦中突然与世长辞。有报道说,击倒这位年轻人的,是过度的劳累和生活压力,以及他内心郁积着的焦虑。

焦连伟,清华大学电机与应用电子技术系讲师,终年36岁。1月22日晚焦连伟突然发病去世,医生诊断的死因结果是“突发性心脏骤停,导致心肌梗塞死亡”,但此前他从未表现出任何心脏病症。亲属及同事认为,这或许与他长期的超负荷工作、心理和生活压力过大有关。

高文焕,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授,终年46岁。1月26日中午,高文焕因肺腺癌不治去世。医生诊断认为,繁重的工作压力不仅使他错过了癌症的最佳治疗时机,还使病情进一步恶化。

1月26日,新华社发表长篇报道称,“我国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山东大学全息生物学研究所所长张颖清,不幸于2004年10月20日英年(57岁)早逝后,在科技教育界引起强烈震动。”有关知识分子过劳死问题,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集中暴露,当时的光学专家蒋筑英等人英年早逝,一度引起中央重视。但不幸的是,时隔20年后这仍是一个严酷的社会问题。

他们在超负荷工作

“跟了我16年的学生,怎么就先我而去了?”何勇的硕士生、博士生导师,原数学系副主任姚恩瑜觉得太突然了。

在数学系为他建立的悼念网页上,国内外同行留言痛心表示,何勇的英年早逝是“中国运筹学界的重大损失”。

“他太累了。”何勇的同事张国川说。“他话不多,但对自己要求很高,做事很拼。他夫人说他吃饭时总是一手端着碗,一手或拿书,或打电脑。他总是单肩背着个黑色书包匆忙进出。以至于最后昏迷时,他让夫人把肩上的书包拿下来,其实,那只是盖在他身上的床单。”

“何勇是我们最需要的教师,他把数学课讲得很有趣。”数学系主任刘克峰如此评价麾下的这位得意人才。何勇带队下的浙江大学数学系的分支“运筹学与控制科学”已在全国处于“龙头”位置;他指导的本科学生两获亚洲高校仅有的国际数学建模竞赛特等奖,他带的第一个博士生28岁就被评上副教授。何勇今年共带着15个硕士、博士研究生,是全系带学生最多的导师之一。

“他总是一副精力充沛的样子;我们也总以为,给年轻人压点担子是好事,可我现在很后悔,长期超负荷的运转,让他透支太多了。”姚恩瑜痛心地说。

刘克峰也说:“国内中青年教授比国外教授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和压力,我们是否可以尝试改变这种状态,让他们在更宽松的环境下做学问?”

清华大学的段远源教授说,英年早逝在清华已不是新闻,“我们的工作量太超负荷了,但大家都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和比拼,已经麻木了。”

死亡年龄大大提前

一些研究资料表明,中国中年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很低。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最新公布的“知识分子健康调查”显示,在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北京,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从10年前的58.52岁降到调查时期的53.34岁,这比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北京市人均寿命75.85岁低了20岁。

在新兴城市深圳市也一样,近20年间,在特区开拓事业的精英中已有近3000人撒手人寰,平均年龄仅为51.2岁,比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广东省人均寿命76.52岁低了25岁。

1997年8月,中国科学院工会对全系统在职职工1991年1月至1996年末的死亡状况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显示,科学家平均死亡年龄为52.23岁。

华南理工大学校医院提供的数据显示,近两年来,该校查出的癌症病人高达120多人,心血管病人高达200多人。目前,这些病人中已有多人去世。

国际上对“过劳死”的普遍定义为:一般认为,过劳死是因为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强度加重、心理压力过大、存在精疲力竭的亚健康状态,由于积重难返突然引发身体潜藏的疾病急速恶化,救治不及,继而丧命。

据说日本已将“过劳死”列入工伤范畴,但中国的相关法律并无此规定。

哪些人易“过劳死”?

医生说:有钱有势的人,特别是只知消费不知保养的人;有事业心的人,特别是称得上“工作狂”的人;有遗传早亡血统又自以为身体健康的人;超时间工作者;夜班多,工作时间不规则者;长时间睡眠不足者;自我期望高,并且容易紧张者;几乎没有休闲活动与嗜好者。

众说高知分子“过劳死”

山东省沂南一中李先梓:谁帮他们卸下沉重的“书包”

弥留之际的何勇躺在病床上曾迷迷糊糊地说“卸下我背上的书包”。是的,可以这么说,在所有高知分子的背上,都背着一个工作、生活的沉重“书包”。

高知分子怎么会没有力量卸下沉重“书包”?因为,这“书包”里有繁重的科研和教学任务,有领导的信任和期待,有自己干出一番事业的热望,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们已经背上了这个“书包”,就不能够自行卸下来了。

另一方面,拼搏奋进已经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职业道德,并不断地刺激着他们突破生理极限。拿何勇来说,他一学年内的工作考评竟然是数学系平均考评得分的三倍!

给高知分子卸下背上的沉重“书包”,对于管理者来说,应该做到以下几点:第一,给他们合理地分配工作量;第二,对他们进行另外一种“生命安全”教育;第三,给他们安排调剂自己和放松自己的时间和机会。

湖南省浏阳市张之俭:自己也应该重视

我认为,最关键的还是要引起高级知识分子自己的重视。应该讲,一些高知的过劳死,很大程度上在于没有安排好自己的生活。

高知们累死在自己的岗位上,其根本原因,恐怕不是工作太累,主要是不善于把握生活节奏、不注意锻炼造成的。就拿何勇而言,过度的劳累让他很烦躁,几乎没有什么心情陪7岁的儿子玩耍。而晚饭后陪妻子散步也成了实现不了的心愿。其实,这就是我们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过劳死的重要原因。

工作不是生命的全部,事业也不是生命的全部,家庭不是可有可无的,休息也不是无足轻重的。要学会如何舍弃,要有长远眼光。在国外,一些高级知识分子都能够定期休假,工作再忙也要花一定的时间陪家人。

《中国新书》杂志刘培锦:透支生命的奉献不可取

按说,现在的知识分子应该可以舒适地生活,惬意地工作。然而,有形压力和无形压力,却像大山一样压在知识分子身上。

无形的压力来自社会的成见。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中不是被要求遵守社会规则的底线,而是要达到一种上线,近乎“完人”的地步,否则的话,他就被视为不配做知识分子。

有形的压力来自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职称、论文、专著等苛刻甚至有点僵化的硬性规定。当然他也可以无所事事,不求进取,但这样的话意味着他本质上就有愧于知识分子的称号,更与他所受的教育和所处的环境格格不入。

正是这两种力量的结合,让知识分子忘我工作,在所不惜。所以应该从外部给知识分子解压,让知识分子快乐地生活,快乐地工作,而不要过早地面对死亡。

广西大学张鲲翼:高校应对“过劳死”负责

笔者认为,高校与这些知识精英的英年早逝有着脱不了的关系,应该为人才的损失负责。

首先,高校有没有进行中青年知识分子健康教育?未必有!徜徉在大学校园,不难看到校医院以及老年人活动中心都有退休教师职工健康讲座和疾病预防检查,然而却鲜能看到关于中青年教师健康的医疗保障措施。浙江大学的这位年轻的博导“一向身体无恙”,一检查才知道患上了不治之症。

其次,高校科技和学术管理中存在严重弊端。目前高校中“榨汁”式的学术研究氛围实在令人咋舌,年轻的学者专家被认为有无穷的精力,理应趁着年轻力壮多作贡献,而且许多老专家和领导还“予以重任,多给布置任务”。实践证明,用“榨汁”式的方法掠取他们脑中的知识,无异于“杀鸡取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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